李宜达 中观经济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直面现实
歌手“队长”有一首非常火的歌叫“哪里都是你”。有多火呢？经济学喜欢用数据说话，因此简单列两个数据：这首歌在网易云音乐的评论数超过100万；在QQ音乐的收藏数量超过1000万。当然，这里不是给这首歌做广告，只是想引用里面的一句歌词：“换不同的场景，但哪里都是你”。
这句歌词与下面讨论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十分契合。在经济学研究中，无论做哪个方向的研究，始终无法避开“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问题。换不同的研究场景，但哪里都会涉及“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每置于中国情境下，经济学界总会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甚至关于某些方面的分歧出现日益扩大的趋势。
这个难题的处理，就国内实践而言，正面的、积极的不少，但也不乏负面的、消极的，有些方面也不免令人担忧。“有为”与“无为”“乱为”存在天壤之别。
自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出现以来，西方很多政治家、分析家，对中国的发展感到不安，他们不断质疑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近两三年，有些质疑逐渐扭曲为误解，甚至上升为敌意。有些论调也令听者十分震惊，不禁感慨：为什么西方会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如此深的偏见和误解？
正如李稻葵教授所说，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是时候把中国自己行之有效的一些实践，上升成理论，与西方乃至世界经济学界进行对话和交流。
于内而言，有利于地方“见贤思齐”，鞭策自身加快改革开放；于外而言，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澄清外界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种种偏见和误解。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如何向外界讲好中国故事呢？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有两种努力。
第一种方式是打造中国经济学，在某某经济学前面冠以“中国”二字，比如中国微观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国区域经济学等等。
立足中国具体实践去阐释经济学理论的观念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应当注意的是，经济学所揭示的规律应当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它不仅适用于本国，也应适用于世界其他国家。它值得全世界各个地方去学习。
所以，当前经济学界还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和外界对话和交流，即创立全新的经济学分支。
任何经济现象如果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并不代表它不能用理论来解释。理论的创新总是来自一些新的不能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而中国经济就充满难以用现有理论解释的新现象，特别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
如何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难题呢？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如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李稻葵教授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陈云贤教授的“中观经济学”等。从问题的针对性来看，后两类理论直面“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下面对这两个理论做一个简单介绍。
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本质上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推动技术进步关键在于促进专业化分工。
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专业化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而推动市场规模的扩大就需要政府有所作为，一方面逐步完善产权保护，为企业家创新创业提供激励；另一方面不断改善营商环境，降低市场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而这实际上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与市场相互作用的逻辑本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践一直围绕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索展开。这一过程，虽然有借鉴和吸收西方政府与市场经济理论的有益思想，但也一直强调要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和具体经济实践，进行制度改革与对外开放。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为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和提炼经济学理论新知，致力于创立全新的经济学分支。南方以陈云贤教授领衔的“中观经济学”（Mezzoeconomics）为代表，北方以李稻葵教授领衔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Government and Economics）为代表。
目前，全国已有十余所高校开设了“中观经济学”，并且广东有多所高校将其设置为理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该学科还有专门的国际学会与学术刊物。
“中观经济学”从区域政府的经济行为出发，研究资源生成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并由此形成了“资源生成”理论、“三类型”资源界定理论、“四阶段”资源配置理论、政府“双重属性”理论、政府“超前引领”理论、成熟市场经济“双强机制”理论、“经济增长新引擎”理论等诸多原创性理论。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主要专注于政府自身体制机制的设计与调整，研究政府如何更好地培育、引导和匡正市场发展，并实现与市场的高效互动和契合发展。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有三个基本理念：第一，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和竞争者；第二，市场经济运行是否平稳，是否会出现危机，政府行为至关重要；第三，政府“有为”不是偶然现象，背后一定有各类激励制度和约束制度在发挥作用。
无论是“中观经济学”，还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二者均强调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下面主要从这两个维度做简单介绍。
非此即彼or非此或彼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两大竞争主体，分别是企业和区域政府。这两大竞争主体的互动主要表现为政企关系的演变。而政企关系的演变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下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也体现了“产权经济”和“职权经济”这两种经济成分比重的动态调整。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调动资源的权利有两种，分别是产权和职权。利用产权调动资源的经济成分属于“产权经济”，利用职权调动资源的经济成分属于“职权经济”（张维迎，2011）。
在以追求经济增速为导向的发展阶段，企业竞争体系和区域政府竞争体系二者之间有时会存在利益耦合，“职权经济”的比重此时大于“产权经济”的比重，因此这一阶段的政企关系容易表现为“政企合谋”状态。
在以追求经济质量为导向的发展阶段，企业竞争体系和区域政府竞争体系之间既各自独立又相互支撑，具有较为清晰的边界，可以概括为“亲”“清”政商关系，与此同时“产权经济”的比重逐渐上升，“职权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因此这一阶段的政企关系主要表现为“政企合作”状态。
而产业政策作为区域政府引领和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抓手，在不同政企关系情形下，其作用效果也往往不同。在“政企合谋”的情形下，产业政策可能会促成某种既得利益集团，从而损害区域竞争和地方福利；而在“政企合作”的情形下，产业政策能够较好地发挥正面作用，进而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聂辉华，2020）。
因此，中国经济建设在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向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中，区域政企关系逐渐从“政企合谋”走向“政企合作”，“产权经济”得到大力发展和有效保护，“职权经济”得以逐步规范和不断完善（李宜达，2022）。
未来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重点依然是大力发展“产权经济”，逐步弱化“职权经济”。
从中国的经济实践来看，区域政府在参与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表现为双重属性：一是“准宏观”属性，即区域政府作为国家代理对区域经济进行调节；二是“准微观”属性，即区域政府之间会根据市场经济规则展开竞争。
区域政府的“准宏观”属性体现的是一种协调功能，也就是区域政府担当本区域政治、经济、城市和社会等管理者角色。
区域政府的“准微观”属性体现的是一种竞争机制，也就是区域政府会像市场中的企业一样，相互之间展开竞争，而竞争的目标是追求本区域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包括在项目、产业链和进出口等方面与区外政府的竞争以及与上级政府的协调等。
财政收入是区域政府双重属性有机统一的核心变量。一方面，从“准宏观”属性来看，财政收入水平是决定区域政府经济调节能力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从“准微观”属性来看，财政收入大小构成了区域政府竞争的目标函数。正是区域政府的双重属性赋予了中国区域经济建设强劲动力，为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市场经济双重主体论和区域政府双重属性论，是中观经济学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中总结和提炼的理论新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传统市场经济研究的理论缺陷，是对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超前引领vs市场决定
政府“有为”的核心在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引领”。
中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经济理论，就在于其深刻揭示出了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着超前引领作用。而政府的超前引领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具有巨大推动作用，是中观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中所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超前引领的核心内涵是：政府综合运用各种合法工具，事前去做市场做不好或无法做的事。
这一内涵有三个基本要点：其一，超前引领的工具具有综合性，并形成一个工具箱，具体包括会议定调、政策项目、立法立规、财政金融、市场手段等；其二，超前引领的时间是事前的，体现的是政府干预的前瞻性；其三，超前引领的范围是去做市场做不好或无法做的事，以达到培育、引导和匡正市场发展的目标。
对于政府的超前引领作用，可从宏观和中观两个层面分别进行认识。
从宏观层面来看，超前引领表现为“党定调——政府引导——市场决定”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模式（李宜达，2021）。
“党定调”是指党中央根据对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变化的科学研判，明确新一期经济建设工作的总基调。例如，每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党治国理政和超前引领的重要制度安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总结过去一年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判断当下经济形势，定调新一年宏观经济政策，同时部署安排来年的相关工作。
“政府引导”是指国务院根据党中央对于经济形势的最新研判，组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并抓紧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往往强调精准，遵循“治未病”的原理，即注重防患于未然，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市场决定”是指市场主体针对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生产布局，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理论上，政府在宏观层面的超前引领，与西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凯恩斯主义是事中干预和事后干预，而政府超前引领主要体现为事前行为。
第二，凯恩斯主义的调节重点仅在于需求侧，而政府超前引领注重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相结合。
第三，凯恩斯主义往往着眼于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强调的是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逆周期调节；而政府超前引领理论则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视为一门“艺术”，认为宏观调控应兼顾经济增速等短期变量和结构优化等长期因素，实现“调总量”和“调结构”的有机统一。
从中观层面来看，超前引领表现为区域政府对可经营性资源、非经营性资源以及准经营性资源等三类区域资源进行前瞻性布局（陈云贤，2020）。
可经营性资源是指与区域经济相对应的资源，主要包括区域的产业资源和自然资源；非经营性资源是指与区域民生相对应的资源，主要包括区域的公共产品和公益项目；准经营性资源是指与区域建设相对应的资源，主要包括区域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
对于可经营性资源进行超前引领的主要抓手是产业政策，需要依据本地比较优势谋划资源布局。
对于非经营性资源进行超前引领的主要方式是道德调节，通过道德力量对于市场主体的调节作用，引导这一类资源实现高效配置。
对于准经营性资源进行超前引领的主要工具是财政金融，通过多渠道获取和吸引资金，投入和动员各类对本地经济发展存在拉动作用的已有或潜在项目，以最大限度盘活本地经济并构筑区域经济发展潜力。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超前引领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去替代企业家进行决策，而是应当更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
哈耶克的知识分散论不断地提醒我们，经济社会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信息，是分散在不同市场主体包括企业家的认知之中的。关于特定环境下的创新、生产以及销售等知识和信息是由特定企业家所掌握的，并且这些知识和信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动态变化的，需要企业家不断学习和试错，最终才能找到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合理方案。
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掌握经济社会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信息，因此不可避免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所以超前引领绝不等同于计划体制，任何关于重回计划经济的论调都是对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误判。超前引领关键在于坚持市场的逻辑，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产权保护和改善营商环境。
置身事内and放眼世界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考察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历程，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总结和提炼经济学理论新知的可行路径。
中国经济学界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创新方面大有可为，关键在于聚焦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情况，从中国经济实践的独特性引出西方政府与市场经济理论所无法给出解释的现实问题，并进而总结和提炼出具有普遍实践意义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具体来说：
第一，“区域”概念应当纳入到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之中，并构成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三维系谱（李宜达，2021）。
现阶段，中国正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而区域现代化是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国际经验表明，以区域现代化带动整体现代化，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是大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必经之路。
实际上，无论是当前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还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关键都在于从“区域先行”着眼进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与布局。而新时期中国区域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区域市场分割、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问题。
因此，新发展阶段下，改革的突破口就在于从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着眼，打破区域市场分割，构筑地方合作机制，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并进而寻找到区域政府竞争和区域政府合作这两大区域发展动力的最优平衡点。
第二，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建设不能仅停留在对过往改革经验的总结上，还应结合经济社会的新元素不断丰富理论体系。
在新冠疫情和世界变局双重问题叠加之下，全球诸多国家争先将经济发展重点放在培育和建设数字经济上，而现阶段中国也在致力于以数字经济构筑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因此，在数字化转型的全新思维框架下，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新知，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新使命。
未来要重视数字经济时代所赋予中观经济学、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新内涵，紧抓数字经济时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特点和新变化，研究在数字化转型期如何设计和调整政府自身的机制体制，从而更好发挥政府对于市场经济建设的超前引领作用。
后记
社会科学主要有两大方法论，一个叫“实证”，另一个叫“规范”。所谓“实证”，是告诉人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和“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而“规范”就是谈“应该是怎么样的”问题。一直以来，笔者从事的研究属于前者，即分析“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摆事实，讲道理”。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事实，里面的道理需要讲清楚。一些经济实践存在的不足也是事实，内在的原因也要讲清楚。
张五常教授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在于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并且“推测”和“解释”在科学上是同一回事。“中观经济学”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实际上都在致力于“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取得成功的内在原因。
这些研究并不是在喊口号、振臂高呼“有为政府”，而是试图阐明“有为政府是什么”“有为政府如何形成”“有为政府要怎样做”等重要问题。
当前，笔者的研究主要围绕前辈们的前沿思考展开，包括：从网络理论描摹区域、政府与市场“三维系谱”；从计量模型阐释“政府超前引领”；从DSGE建模刻画“经济增长新引擎”等。上述构成了笔者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的“三部曲”。
陆铭教授说过，经济学研究不应是冷冰冰的，它应该是有人文关怀、有温度的。与此同时，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
当前，有两条十分朴素的经验应该值得重温。这两条经验都是从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
其一，发展才是硬道理。只要允许中国发展经济，就不会出大问题。发展经济是中国在任何变局中的“压舱石”。
其二，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市场经济就是允许每个人平等且自由地追求自己向往的美好生活。
重修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也是重温务实的发展思想。
借用鲁迅先生的话共勉：“愿中国青年都摆脱知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本文根据作者2022年6月在“沁湖学术”讲座上的演讲归纳、整理而得，“后记”由作者近期补充。
作者| 李宜达
编辑| 田造立